“自由”是一个令人好奇和向往的境界。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自由的探索和追求就没有停止过。诞生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互联网，正像是一项为自由而生的技术：网络传输高速便捷，不受国界和时间的限制；志趣相投的人得以相互结识和交流，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先进的技术、进步的观念透过网络得以传播。可以说，网络为人们追求自由进一步扫除了时空上的障碍。

然而，网络越是发展，人们就越是感到“自由”的局限。一方面，政府对网络上的内容进行审查、封锁，提取和追踪网民的信息；另一方面，网络社区的氛围也远没有想象中的融洽，而是越发充满浮躁和戾气，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之风的盛行带来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害。在中国，这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人们不禁发问：网络空间到底应不应该是自由的？网络自由的边界何在？

古人云，“告诸往而知来者”。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网络自由的问题也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在虚拟环境中的进一步体现。因此，要解决网络自由的问题，就不能不从研究以往的自由理论入手。这方面，密尔的经典著作《论自由》可谓无出其右者。在这部发表于 1859 年的作品中，密尔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将其功利主义思想应用于社会和国家领域。书中，密尔试图解决自由和权威之间的边界问题，指出个人的行为只要不害及他人利益即得享其自由，同时批判了传统民主导致的“多数人暴政”问题¹。虽然密尔此书写于工业革命转型中的 19 世纪英国，但考诸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在互联网上得到集中反映，密尔的论述不仅不显陈旧，反而愈显其实践价值。基于此，下文将从密尔的思想出发，结合当前现状，从几个不同视角考察中国的互联网自由。

二、网络自由与他律：中国政府的网络管制

中国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4 年 12 月，网络用户规模已达到 6.49 亿²。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互联网受到的政府管制也是相当严厉的。事实上，从 2000 年起，中国政府就逐渐制定了多部有关法律，行政命令也相继实施。概括起来，中国政府实行网络管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言论审查和网络封锁。

言论审查，就是透过设置网络审查机构、制定相关法律规章等方法，对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进行监督和管控，并在特定的情况下追究相关网民的责任，其主要目标是和政治相关的内容。涉及国家领导人和历史上一些敏感事件的讨论受到严格限制，相关内容或被关键词过滤系统禁止发表，或在发表后被迅速删除；在有关当前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下，评论功能要么被关闭，要么充斥着官方授意的言论。如果说这些禁止和限制是言论审查的消极形式，启动国家机器追究网民责任的积极形式审查则往往引起更大的关注和争议。2010 年，两名 Twitter 用户发表推文谴责反日游行中的不理智行为，并戏谑称不如去砸世博日本馆，结果被处以行政拘留和劳教；2013 年，一名艺人在微博上抱怨称要“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和建委”，结果同样被拘留。

网络封锁，则是指藉由 DNS （主域名服务器）污染、中间人攻击和关键词屏蔽等方式，对境外不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网站进行定向封锁。中国大陆屏蔽这些网站的原因主要仍是政治方面的考量，其目标包括大量的境外媒体网站和社交网站等。谷歌等搜索引擎和数据服务站点因不配合政府过滤敏感信息也被封锁。

从官方角度说，这种网络管制“是合法的、合理的、必要的，是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³然而，用密尔的理论分析，这样的行为很难掩盖其压制言论自由的本质。在《论自由》的第二章中，密尔从西方的怀疑主义传统出发，精辟地总结了压制言论的危害。首先，任何人都不可能宣称他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不含谬误。因此，试图用单一的官方言论去代替互联网上多元的讨论，必然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其次，不同的意见往往各自包含着一部分真理，没有人能宣称自己垄断了真理的全部。互联网的魅力，正在于它允许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的人提出各自观点，经过言论市场的自由竞争而聚合出最客观全面的意见。在官方的管控下，这一优势荡然无存，自由的辩论退化为单调的说教，深刻的思辨湮没在国家意志的灌输中。第三，即使不须质疑的言论包含了全部真理，它的确切含义仍然需要在辩论和挑战中得到澄清。不难发现，虽然掌握话语权的官方动用宣传机器在互联网上不遗余力地推销其主流价值，却总是很难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以至于很多时候政府的发言虽不失其客观性，质疑之声仍然难以平息——这正是自由辩论的缺失所导致的。须知失去了辩论和怀疑，也就失去了信仰；如今所宣传之信仰，也是在近现代的百家争鸣中得其正当性的。回到书中，密尔正是痛感当时基督教对于异端言论不加包容，使其本身信条的意义也变得岌岌可危，还压制了人们判断力和良心的进步，因此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是很值得当今政府参考的。

当然，政府并非不能对网络进行管控，而是必须被严格限制在必要范围内，并且应遵循比例原则，即尽量减少公权对私权的干涉。正如密尔指出，“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但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的余地。”易言之，如果网络上的言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如名誉权、隐私权等，就可以被追究责任。但是，这种责任追究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政府的好恶，而是受害者的宪法权利对加害者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如果受害者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侵害，公权力也就没有理由主动介入。

密尔是反对政府干涉超过必要限度的。在他看来，这不仅因为自治往往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是因其有助于提高人民的主动性和判断力。事实上，互联网正趋于快节奏、低深度化，绝大部分的言论仅仅是网民短暂的主观情绪的流露，并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危害性；即使有一些错误偏激的看法，也能被人们自觉地识别出来。这种言论市场的自发性是值得信任的，人民的能力也在自觉鉴别言论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反观上述行政权力借限制言论自由之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例子，网友仅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现存与清楚”的危险，也没有危及到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又有何理由被追究责任呢？正如密尔的第三点反对理由（“不必要地增加政府权力是一项极大的祸患”）所担心的那样，如果官方对言者无心的言论大做文章，不仅不能维护人民的权利，反而是一种对权利的加害了。

三、网络自由与自律：中国互联网的“多数人暴政”

如果说政府的网络管制是对网络自由的“他律”，那么网民在线上生活中对自己言行的约束，则是一种“自律”。遗憾的是，相较于“他律”的严厉以至偏颇，中国互联网用户当前的“自律”却是不足的，主要体现于缺乏理性讨论问题及包容不同意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见诸网络空间，就形成了虚拟世界的“多数人暴政”。网络上常常被人所诟病的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现象，即属此类。自由往往是相对的；网络选择的自由可能反而使人的行动不经意间扩大范围，以寻求极端的满足和快感，从而使人呈现出非理性的状态⁴，甚至恣意地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时，网络自由就走向了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