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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从入门到放弃

本文参加少数派 2019 年度征文。(链接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被信息包裹的人。对我来说,「网上冲浪」不是一种比喻,而更像是真实的感受。信息的浸泡能让我感到和游泳一般的满足和愉快。

我也一直对自己掌握了不少获取信息的门路感到自豪。或许是因为长期上网锻炼的直觉,即使面对不熟悉的话题,我也经常能辗转找到有用的信息。如果被问到信息检索和管理的工具,我可以如数家珍地列出一大把,并且点评一番它们各自的长短优劣。

在之前的几年中,「发现信息」构成了我数字生活的主题。一些契机让我将主要目光转移到英文内容上,进而发现了大量有趣、高质量的信息来源;播客成为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让我得以在更多场景下接受信息的输入。我还花了很多精力钻研工具和方法,试图给自己的信息消费规划出最优的「食谱」。尽管知道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这种自我认同在过去的一年遇到了挑战。随着每天在各种信息源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却没有感到自己的收获成比例地增长。相反,获取资讯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驱使我阅读的似乎是某种不得不完成的义务,而不是最开始纯粹的好奇心。实习、升学等带有诸多变数的事项,更让我意识到之前所习惯的那套获取信息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宽松的学校生活赋予的「特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那些看似严密的规划和流程,在生活的变化面前反而会变成一种束缚。哪怕时间精力允许,我也忽略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每天「勤勉」地阅读、收听、观看这么多信息,究竟是为了什么?消费这些内容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好了吗?还是像那些精加工但没有营养的食物一样,只是满足了感官一时的乐趣?

于是,我在去年决定暂时停下来,对之前积攒的信息源和工具方法做一番反思。在实现了信息消费的入门后,「放弃」成为了我 2018 年数字生活的主题。

碎片信息——以定时实现定量

碎片信息给现代人带来的问题已经被翻来覆去地讨论很久了,但它却是以一种比较反讽的方式对我产生影响的。或许是因为看多了相关的批判,我过去在管理碎片信息时颇有些矫枉过正,花了很多功夫研究减少碎片的工具和方法,包括在 RSS 中设定复杂的屏蔽规则,用分组和列表管理在微博/推特上关注的账号,等等。尽管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其思路都是基于过滤和分类。

事实证明,这些方法的收益与投入是不成比例的。碎片信息之所以为「碎片」,就是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是反过滤、反归类的。无论我的过滤、分组规则制定得多么严密、对现有内容多么有效,都无法保证能适用于之后新加入的内容。而我花在纠结正则表达式写法和 RSS 分组上的精力,反而可能超过了它们为我节省的时间。

因此,我去年「放弃」的对象并不是碎片信息本身,而是之前那套根据内容来过滤和分类的复杂做法。取而代之的,是靠定时来实现定量。我发现,尽管碎片信息的产生从微观层面看是没有规律的,但如果将其放在稍长一些的时间尺度观察,其数量就是有迹可循的。这就好像虽然不能预报一个区域何时降雨,也能根据其气候特征预测月间降水量一样。

例如,我微博和 Twitter 上关注的账号都在 100 个左右,这些账号什么时候会发微博/推文,是我无法预测的。但如果先设定一个目标——例如每次阅读不超过 100 条微博/推文——然后反推,就能发现积累这个数量的未读消息一般需要六个小时左右。类似地,我觉得每次处理三四十条 RSS 是负担较小的,而 NewsBlur 的统计数据告诉我积累这个数目的时间一般也在六个小时。

使用 NewsBlur 查看站点的发文频次
使用 NewsBlur 查看站点的发文频次

一只叛逆的鸭子——DuckDuckGo 简介

1993 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一只黑狗站在电脑椅上,爪子扶着键盘。它望向站在地上、表情迷茫的一只同类,无不兴奋地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这幅漫画成了《纽约客》历史上重印最多的一幅,画中那只狗的台词也成了 IT 界广为流传的经典笑话。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然而,这句笑话或许真的要变成笑话了。

如果《纽约客》漫画中的那只狗还在上网,它大概会惊恐地发现,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别人不仅知道它是一条狗,而且知道它的名字、主人、地址、品种、血统、毛色,甚至知道它最喜欢吃什么牌的狗粮、有没有做过绝育、跟隔壁那只猫上次打架是哪天。

这就是如今网络的现状——「隐私」「匿名」这些传统上互联网的题中之义,已经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了。各种网站、服务日渐把收集用户数据作为最重要的商业模式,用户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无处遁形,甚至成为网站间流通的通货:一分钟前搜索的关键词,一分钟后就成了社交网站和购物网站上广告的标题。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模糊了。你在网络上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成为追踪到个人的蛛丝马迹。人类花了几万年进化到衣冠楚楚的文明社会,互联网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他们打回了衣不蔽体的原形。

不过,还是有一些不愿意束手就擒的人、一些不愿意随波逐流的网站。它们在瓜分用户数据的狂潮中站出来,大声疾呼隐私的重要性,坚定地承诺「我们不追踪你的信息」,让你在互联网巨头们张牙舞爪的入侵中看到一股清流。

看到这里,你脑海中大概会浮现出钢铁侠那样高大英武的形象,或者是黑客帝国中那些充满科技感、闪着绿光的操作界面。

直到你看到这个网站的图标。

DuckDuckGo 首页

初见 DuckDuckGo 的人恐怕都会第一眼被它那古怪的 logo 所吸引:一只鸭子傻乎乎地张着大嘴,挂着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两撮鸭毛在头顶戏谑地翘起,脖子上不合时宜地挂着一副与红色背景格格不入的绿色领结。这样一副似乎是从搞笑漫画中走出来的形象,与页面下方那句严肃的标语「The search engine that doesn’t track you(不会追踪你的搜索引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只鸭子真的没有跑错片场吗?

DuckDuckGo 创立于 2008 年,创始人是毕业于麻省理工的 Gabriel Weinberg。谈到这个奇怪的网站名字,Weinberg …

译文 | 暴民是怎样毁掉互联网的

按:本文是《时代》周刊 2016 年 8 月 29 日刊的封面文章,原文标题为《How Trolls Are Ruining the Internet》,深入描绘和分析了美国互联网上的网络暴力(trolling)行为。作者 Joel Stein 对愈发猖獗的网络暴力深感忧虑,认为这种现象污染了互联网,使之变为充满敌意和戾气的泥淖;并提出网络暴力虽然不是肢体暴力,但对被害者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思中文互联网,尽管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语境,但网络暴力的蔓延同样窒息着互联网上信息流通、理性讨论的空间。如何抵制暴力言论、保护受害者、完善法律监管,维持言论自由与个人名誉间的微妙平衡,是文章向所有互联网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提出的问题。

写这篇报道不是个好主意。把它写出来,对社会没有好处,当然对我个人更没有好处。因为网络暴民就是以蚕食注意力为生的。而这篇小文章,这篇不过几千字的报道,就像是给熊留下的一块甜饼。

如今在网上,言行慎微是明智之举,因为互联网的气质已经不复从前了。曾几何时,互联网的面貌是一位理想崇高的极客,思考着如何让资讯自由流通。如今,如果你想提高上传速度,那么网上有详尽的技术信息,很容易就能帮到你;可如果你身陷抑郁、想从网上寻求帮助,网络就很可能把你逼上自杀的绝路。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网络松绑效应」,指出,网络具有匿名、隐蔽、无权威、非实时等特性,这些因素剥离了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形成的习俗规范;而且,这种现象正突破网络的界限,从手机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络暴民(trolls)1很享受网络带来的这种自由。这个词原本指窃贼在网上吸引受害者的钓鱼手段,后来很快变成指躲在暗处、威胁他人的恶人。网络暴民会自我归类,宣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引发「笑果」(lulz)。为了「笑果」,他们或恶搞、或骚扰、或暴力威胁。他们还会发布「人肉」信息(doxxing– publishing),比如社保号码、银行账号;甚至还会玩「狼来了」(swatting)的游戏,打电话报假警,让特警部队冲进受害人的家里。如果受害者无法认同这种笑点,他们就斥之为没有幽默感。网络暴民把社交媒体和评论区变成了青少年电影里混乱肮脏的大更衣室,里面充斥着男性视角的种族言论和女性歧视。

暴民们的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2011 年,他们空降 Facebook 为近期过世的用户创建的纪念网页,拿他们的死开玩笑。2012 年,女权主义者 Anita Sarkeesian 在 Kickstarter 上发起了一项众筹,准备集资制作一系列 YouTube 视频,记录历代视频游戏中的女性歧视。结果,她在安排演讲时收到了炸弹、人肉、强奸威胁,还有人以她为主角做了一个叫做《暴打 Anita Sarkeesian》的游戏。今年六月,在收到一系列反犹信息后,《纽约时报》副主编 Jonathan Weisman …

译文 | 那些遍布互联网的阴招

First published on Ars Technica by Yael Grauer on Jul 28, 2016 12:57 pm UTC.

按:本文是科技网站 Ars Technica 上发表的专题文章,揭露了网络服务商利用用户的疏忽大意,在界面和交互设计上大做文章,设计各种难以察觉的默认选项和条款陷阱,从而诱骗用户注册服务并从中牟利的行为。文章还探讨了见招拆招的应对方式,并指出最有效的防范就是用户自我觉醒、增强判断能力。作为见惯各种国产软件「全家桶」文化的中国用户,读到本文描述的现象时,可能会颠覆对国外互联网环境的一般想象,产生一种奇特的错位感,亦能从本文给出的建议中得到启示。


最精明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仔细瞅了瞅银行结算单或者电视账单,突然瞥见一行不起眼的陌生收费项目。你打印出明细流水,很快找到了答案——不知怎么着,你意外注册了一项服务。当时是一个没有提示、预先勾选的方框也好,一通冗长来电最后、嘴上漫不经心的答应也罢,现在每个月你都要被收一笔钱了。这是当然的,因为促销期已经结束了。就算存在退款的可能,为了这么做,你也得先听上 45 分钟的等待音乐,或者连着一星期怒气冲冲地发邮件投诉才行。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于是,2010 年,伦敦一位叫做 Harry Brignull 的 UX(User eXperience,用户体验)设计师决定把它们记录下来。在 Brignull 的网站 Dark Patterns 上,这种故意混淆和欺骗性用户界面俯拾皆是。这些「阴招」会诱使不够警惕的用户做出各种行为:设定循环付款、购买被偷偷放进购物车的商品,或者因为 Facebook 游戏里默认打勾的框,给所有的好友发去一遍骚扰信息。

这些阴招也不只在网络上出现。上世纪 …

译文 | 「技术故障」

一周前,Diamond Reynolds 的男友 Philando Castile 在一次常规的交通拦截中被警察开枪击中。她很快打开了 Facebook 的直播功能,记录了她对事件经过的描述、也拍下了她与警官发生的冲突。这段视频立刻像野火一般四处传播。

然后视频就消失了。

大约一小时以后,视频又重新出现,这回打上了一个标记「警告——包含可能令人不适的场景」。

人们质疑,视频为什么会失而复现?对此,Facebook 只是简单答道「是因为一个技术故障」,然后就没有进一步评论了。

Facebook 与新闻业之争

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一类文章,哀叹 Facebook 如何毁了新闻业,还散发着一股对旧时代的怀念。那个时候,《纽约时报》能拍板什么新闻值得上报、CBS 播音员 Walter Cronkite 每晚用一句「就是这么回事」为新闻作结。这种文章的观点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新闻业的解体是与新闻商业模式的解体相关的,而(传统)新闻商业模式的存在前提是新闻的稀缺性。拿报纸来说,印刷厂、送报车和稳定的读者群让报纸成了广告生意中想都不用想的目标,那四条竖线隔开的分类广告按字收费,代表着全世界复制文字的最高价格。

与此同时,电视新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履行「公平原则」的义务。根据公平原则,被授权使用公有广播频段的机构应当投入播音时间,播报有关公众利益的事件,并且对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都应予以播报。1987 年,公平原则被废止,因为那时(传统)新闻商业模式的危机已经抬头了。《纽约时报》当年在报道中称:

联邦传播委员会律师 Killory 指出近年来新闻播报渠道大大拓宽,并据此解释为何公平原则「已不再是实现观点多样性的必要条件」。

如今,全美有 1300 多家电视台、一万多家广播站(作为对比,新闻日报只有

Keynote | Security v. Privacy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I’d like to share a special case with you, which is called Privacy v. Security. 

Imagine that you were an officer of the FBI. You just caught some terrorists who cruelly killed 14 people in San …

Understand WeChat The Hard Way

前两天,我在国外科技网站 a16z 上看到了一篇题为《When One App Rules Them All: The Case of WeChat and Mobile in China》(当一个 App 统治一切:微信与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文章。文章中,作者从五个角度论述了微信的工作原理,展示了微信作为中国第一大移动平台包罗万象、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强大覆盖能力。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赞许地表示:

WeChat reveals what’s possible when we take a mobile-first approach to platforms, portals, social networks, and brands. 

[微信揭示了以「移动优先」的策略建设平台、入口、社交网络和品牌的潜能。]

显然,这篇文章的目标读者是外国的互联网从业人士。随着近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中国继马可·波罗时代之后,再一次被外国人描述成一个遍地黄金的梦幻国度。在这个外国科技公司做梦都想打入中国市场分一杯羹的年头,微信这种土生土长、占据龙头地位的产品,自然会成为外国科技界争相分析学习的对象。而面对微信钱包这种打通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的典型中国特色产品,用惯了 Paypal …

从密尔视角看中国网络空间自由

“自由”是一个令人好奇和向往的境界。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自由的探索和追求就没有停止过。诞生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互联网,正像是一项为自由而生的技术:网络传输高速便捷,不受国界和时间的限制;志趣相投的人得以相互结识和交流,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先进的技术、进步的观念透过网络得以传播。可以说,网络为人们追求自由进一步扫除了时空上的障碍。

然而,网络越是发展,人们就越是感到“自由”的局限。一方面,政府对网络上的内容进行审查、封锁,提取和追踪网民的信息;另一方面,网络社区的氛围也远没有想象中的融洽,而是越发充满浮躁和戾气,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之风的盛行带来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害。在中国,这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人们不禁发问:网络空间到底应不应该是自由的?网络自由的边界何在?

古人云,“告诸往而知来者”。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网络自由的问题也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在虚拟环境中的进一步体现。因此,要解决网络自由的问题,就不能不从研究以往的自由理论入手。这方面,密尔的经典著作《论自由》可谓无出其右者。在这部发表于 1859 年的作品中,密尔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将其功利主义思想应用于社会和国家领域。书中,密尔试图解决自由和权威之间的边界问题,指出个人的行为只要不害及他人利益即得享其自由,同时批判了传统民主导致的“多数人暴政”问题1。虽然密尔此书写于工业革命转型中的 19 世纪英国,但考诸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在互联网上得到集中反映,密尔的论述不仅不显陈旧,反而愈显其实践价值。基于此,下文将从密尔的思想出发,结合当前现状,从几个不同视角考察中国的互联网自由。

二、网络自由与他律:中国政府的网络管制

中国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4 年 12 月,网络用户规模已达到 6.49 亿2。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互联网受到的政府管制也是相当严厉的。事实上,从 2000 年起,中国政府就逐渐制定了多部有关法律,行政命令也相继实施。概括起来,中国政府实行网络管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言论审查和网络封锁。

言论审查,就是透过设置网络审查机构、制定相关法律规章等方法,对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进行监督和管控,并在特定的情况下追究相关网民的责任,其主要目标是和政治相关的内容。涉及国家领导人和历史上一些敏感事件的讨论受到严格限制,相关内容或被关键词过滤系统禁止发表,或在发表后被迅速删除;在有关当前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下,评论功能要么被关闭,要么充斥着官方授意的言论。如果说这些禁止和限制是言论审查的消极形式,启动国家机器追究网民责任的积极形式审查则往往引起更大的关注和争议。2010 年,两名 Twitter 用户发表推文谴责反日游行中的不理智行为,并戏谑称不如去砸世博日本馆,结果被处以行政拘留和劳教;2013 年,一名艺人在微博上抱怨称要“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和建委”,结果同样被拘留。

网络封锁,则是指藉由 DNS (主域名服务器)污染、中间人攻击和关键词屏蔽等方式,对境外不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网站进行定向封锁。中国大陆屏蔽这些网站的原因主要仍是政治方面的考量,其目标包括大量的境外媒体网站和社交网站等。谷歌等搜索引擎和数据服务站点因不配合政府过滤敏感信息也被封锁。

从官方角度说,这种网络管制“是合法的、合理的、必要的,是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3然而,用密尔的理论分析,这样的行为很难掩盖其压制言论自由的本质。在《论自由》的第二章中,密尔从西方的怀疑主义传统出发,精辟地总结了压制言论的危害。首先,任何人都不可能宣称他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不含谬误。因此,试图用单一的官方言论去代替互联网上多元的讨论,必然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其次,不同的意见往往各自包含着一部分真理,没有人能宣称自己垄断了真理的全部。互联网的魅力,正在于它允许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的人提出各自观点,经过言论市场的自由竞争而聚合出最客观全面的意见。在官方的管控下,这一优势荡然无存,自由的辩论退化为单调的说教,深刻的思辨湮没在国家意志的灌输中。第三,即使不须质疑的言论包含了全部真理,它的确切含义仍然需要在辩论和挑战中得到澄清。不难发现,虽然掌握话语权的官方动用宣传机器在互联网上不遗余力地推销其主流价值,却总是很难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以至于很多时候政府的发言虽不失其客观性,质疑之声仍然难以平息——这正是自由辩论的缺失所导致的。须知失去了辩论和怀疑,也就失去了信仰;如今所宣传之信仰,也是在近现代的百家争鸣中得其正当性的。回到书中,密尔正是痛感当时基督教对于异端言论不加包容,使其本身信条的意义也变得岌岌可危,还压制了人们判断力和良心的进步,因此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是很值得当今政府参考的。

当然,政府并非不能对网络进行管控,而是必须被严格限制在必要范围内,并且应遵循比例原则,即尽量减少公权对私权的干涉。正如密尔指出,“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但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的余地。”易言之,如果网络上的言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如名誉权、隐私权等,就可以被追究责任。但是,这种责任追究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政府的好恶,而是受害者的宪法权利对加害者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如果受害者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侵害,公权力也就没有理由主动介入。

密尔是反对政府干涉超过必要限度的。在他看来,这不仅因为自治往往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是因其有助于提高人民的主动性和判断力。事实上,互联网正趋于快节奏、低深度化,绝大部分的言论仅仅是网民短暂的主观情绪的流露,并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危害性;即使有一些错误偏激的看法,也能被人们自觉地识别出来。这种言论市场的自发性是值得信任的,人民的能力也在自觉鉴别言论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反观上述行政权力借限制言论自由之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例子,网友仅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现存与清楚”的危险,也没有危及到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又有何理由被追究责任呢?正如密尔的第三点反对理由(“不必要地增加政府权力是一项极大的祸患”)所担心的那样,如果官方对言者无心的言论大做文章,不仅不能维护人民的权利,反而是一种对权利的加害了。

三、网络自由与自律:中国互联网的“多数人暴政”

如果说政府的网络管制是对网络自由的“他律”,那么网民在线上生活中对自己言行的约束,则是一种“自律”。遗憾的是,相较于“他律”的严厉以至偏颇,中国互联网用户当前的“自律”却是不足的,主要体现于缺乏理性讨论问题及包容不同意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见诸网络空间,就形成了虚拟世界的“多数人暴政”。网络上常常被人所诟病的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现象,即属此类。自由往往是相对的;网络选择的自由可能反而使人的行动不经意间扩大范围,以寻求极端的满足和快感,从而使人呈现出非理性的状态4,甚至恣意地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时,网络自由就走向了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