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你是罗马共和国公元前 63 年的执政官。在前一年度的竞选中，一位纨绔贵族败给了你，一个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新人」。他对此记恨在心，因为他原本是指望通过当选执政官，捞取一笔政治资本，然后借任期满后外派当行省总督的机会，搜刮钱财来走出经济上的困境的。而这计划被你完全打乱了。他不甘心失败，一边着手准备竞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一边在自己的根据地招兵买马，打算掀起一次动乱，夺取政权。你收买的内线把这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你，于是你在元老院会议中揭发了他。罗马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动乱，当然不敢投票给一个可能再次挑起内战的人。结果，他再次落选了。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加紧采取极端的行动：他一方面安排自己的同党从城外发起进攻，一方面召开秘密会议，准备派人趁机刺杀你本人——这计划再一次被你提前获知了。逃过一劫的你愤慨地在元老院会议上发表声讨他的演说，他试图为自己辩解，但被元老们一致的嘘声盖过，只得离开罗马城去自己的营垒躲避。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你指示城内一群外邦的使节与他的同党联系，然后在他们一同离开罗马城时，派伏兵包围，人证俱获。拯救了罗马城的你当然成了受景仰的人物，元老院决定以你的名义举行一次向诸神感恩的活动——这是非军事领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荣誉；民众也透过你的演说明白了阴谋的始末，对你表达了支持。
但你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处置这些被抓获的犯人？
同谋者中牵涉到罗马政要，于是元老院专门在神殿开会决定他们的命运。首先发言的几位官员和元老都提议处死他们，这正合你的意图；但轮到当选行政长官恺撒时，他却对前面的意见提出了担忧，并建议把犯人发配到各自治市终身囚禁。这似乎影响到了后面几位元老的意见，他们在发言时对恺撒表示了赞同。现在该你发言了。身为罗马的执政官和这次阴谋的直接对象，你当然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但你也知道，作为罗马公民，他们本应享有将死刑裁决「向人民申诉」的权利，还可以在判决做出之前自愿流亡到外邦，以此免予被执行死刑——那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你陷入了两难：一边是城邦和你个人的安全，一边是罗马法律正当程序的约束。你会怎么选择呢？
这就是《喀提林阴谋》中，当年的执政官西塞罗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本书作者、古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隔着书页向每个读者提出的问题。
话说在前，本书的中文书名并非忠实于原文。「阴谋」这一情感倾向明显的用词未免让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假定，似乎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喀提林就是完全的反派，而作为执政官的西塞罗则站在正义的一边，他粉碎了喀提林一党的阴谋，保护了罗马的安全和共和政体。但只要你通读全书，并对彼时罗马的政治背景稍做了解，就不难明白这样脸谱化的用词完全是一种误导。原文「Bellum Catilinae」的直译应该是「喀提林战争」；事实上，只有放弃非黑即白的道德预设，才能更全面客观地理解这一罗马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从中得到史实之外的收获。
（二）
直到公元前 44 年，撒路斯提乌斯的身份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政客。凭借着骑士阶级的出身，他先后担任财务官、保民官。但他的仕途并不平坦，前 50 年的时候还因为一些道德问题被赶出了元老院（虽然这很可能只是政治斗争中一个攻击的借口）；到了前 49 年，恺撒一统天下，政治上与其站在一边的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又恢复了财务官的职务。此后，他还当过一段时间不太高明的指挥官，然后被派往外省担任行政长官，并借此机会成了巨富。可好景不长，恺撒被刺，他寄托于前者身上、恢复古罗马美德的政治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便从政治中隐退了。
见证了太多残酷的现实，闲下来的撒路斯提乌斯开始记录回忆。作为史学家，他可谓是半路出家，但也决不是毫无储备的。年轻时从希腊名师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为他积淀了足够的文字修养，大半生的政治经历又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和体悟。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短短十年的著述生涯反而让他成为不朽，以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后世。
撒氏的史学著作一共三部，《喀提林阴谋》是最先问世的，排在他的《朱古达战争》和《历史》之前。初读其作品，读惯了《史记》之类同时代中国史书的人可能觉得不适：作为一本史学著作，《喀提林战争》的情感色彩可能有点太强了。撒路斯提乌斯不但花了开头相当多的篇幅渲染自己的历史观，还在刚开始正题时就连用了「邪恶堕落」「胆大妄为」「翻云覆雨」等词引出喀提林这个形象。在行文过程中，他也远非站在一种中立的、第三方的视角上，相反，他似乎对每一个人物、每一步情节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情感倾向，都要加入几句自己的观点。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表述方式，真的能称之为一部信史吗？
其实不然。考虑到东西文化的差别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个人经历，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以自己所习惯的撰史视角去衡量他的作品。前四章的序言看似冗长，实际上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撰史这项事业的重视，因为「追求荣誉的方式应当在于精神和才智」。此外，作者还表明了他决心放弃政治上的野心，抛弃派系上的偏见，将值得后人追忆的事件笔之于书。这就从方法论的层面为全书奠定了基调。至于他散文式的语体风格，则是继受希腊作品的结果；而且，这种略偏文学化的历史叙述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作品的客观性；相反，这使得罗马的风貌和各个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书末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更是堪称动人，从而为其作品赋予了历史研究以外的艺术价值。
由于撒路斯提乌斯本人持同情恺撒的政治立场，人们不免要对本书是否偏袒恺撒产生疑问。诚然，通过与其他史料比较，可以发现撒路斯提乌斯的版本在一些问题上是有些利于恺撒的叙述。例如，对于恺撒是否卷入过喀提林阴谋的策划，历史上不无疑问，但书中的处理比较含糊；又如，作者刻意对加图的发言进行了修改，去掉了其中直接指责恺撒的内容。但同时也要看到，即使与西塞罗立场不同，撒路斯提乌斯在书中仍然对其作出了中肯评价。例如，在审理罪犯时，有人借机向西塞罗诬陷恺撒与案件有关联。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写西塞罗如何拒绝了这种请求，但通过描述局势，表明这正是攻讦恺撒的好机会，而西塞罗对这样的有利条件不为所动，从而从侧面表现出他的公正。又如，在记录完与西塞罗同其立场的加图的发言后，撒路斯提乌斯特别加入了一段对他和恺撒的对比论述。在这段中，他毫不掩饰对加图的赞扬，称赞他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诚实而正直，这是很高的评价。要知道本书的成书时期，正是西塞罗被害、作品受到查禁的时候；而作者在这种环境下仍然对他和他的支持者客观地进行描述，足见其治史之公正。
（三）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对于如何处置犯人，作为执政官的西塞罗会提出怎样的意见？史实告诉我们，他最终选择了略过正当程序保障，要求将犯人直接处死，并表示即使为此自己会遇到危险也在所不惜。有了他的表态，再加上后来发言的加图为他附议，即使仍有些人提出折中的办法，也不能动摇绝大多数元老已经认同执行死刑的事实。于是，在当年 12 月 5 日的晚上，几名阴谋者在西塞罗的亲自监督下，被绞死在地牢中。当西塞罗走出刑场时，外面围观的民众向他询问囚犯的情况。作为回答，他只说了一个词，「Vixerunt」（他们活过）。
诚然，从西塞罗当时所掌握的权柄来看，他推动决议，将犯人断然处死，未必能算越权。因为早在喀提林第二次发动阴谋时，元老院就已经透过最高决议（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向西塞罗授予了应付紧急局势的全权，这个制度允许执政官采取特殊手段来保护共和国不受损害。因此，西塞罗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跨越宪法的规定，停止它对公民某些权利的保障。还有一个制度可以为这次不经审理的死刑提供合理性，那就是公敌宣告制度。元老院可以透过宣告某些人是罗马的「敌人」，使其丧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从而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而不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西塞罗在他发表的意见（即《反喀提林第四演说》）中，正是明确地主张了「一个成为国家的公敌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公民」。这样看来，处死犯人的行为在法律上的瑕疵，似乎被这些有关紧急状态的特殊制度所填补了。
但就史论史永远是对历史背后深意的磨损。站在超越那个年代的高度上，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囿于历史的「实然」，而应当从「应然」的角度做出更加深入的讨论：为西塞罗执行死刑赋予权力的元老院最高决议是否真的具有正当性？能否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就去减损公民的宪法权利？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西塞罗处死罪犯行为的权源，元老院最高决议和公敌宣告这两个制度本身的效力都是存疑的。从创设主体来看，发展出这些制度的都是罗马的元老院。只要稍微了解罗马政体就能知道，元老院本质上是一个议事机构，仅仅具有咨询性的职能。它的决议只是向执法官提出的建议，在被民众会议通过之前没有法律效力。元老院最高决议在公元前 133 年被首次提出，它们当时不顾执政官的反对通过了这项决议；但即使如此，事实上的成立也不能掩盖这项制度在效力上的瑕疵。从创设这些制度的目的来看，它们都是贵族为了镇压民主派的土地改革要求，而创造出来用以和政敌抗衡的手段。不久之前，贵族派正是运用这类手腕镇压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的。
其次，为了所谓「国家利益」而去克减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不仅不合理，而且也是危险的。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看，国家是由每个作为公民存在的个体构成的，国家的利益应该是公民个人利益的合成，而整体和部分之间不可能存在所谓冲突，也就没有为了整体利益去排除个体利益的余地。即使为了某些急迫的需要，必须在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间作出抉择时，也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即采取的手段和所要达成的目的之间不能显失均衡。具体到喀提林事件中，西塞罗和元老院想要剥夺的是罪犯们的公民权和正当程序权利。按照现代宪法理论，这些都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任何试图取消这些权利的举措，都应当受到最严格的审查，即手段和目的之间必须存在严密的关联。很显然，将这些罪犯不经审理就直接处死并不是防止他们再兴祸端的唯一方式，而且还会为日后权力的滥用埋下隐患。正如恺撒在发言中指出的那样：「当一位执政官依照这样的先例，遵从元老院的命令把刀抽出来的时候，有谁能给他划一条界限，又有谁能限制他呢？」不料恺撒竟一语成谶，而他就是日后那个抽出刀的人。
更何况，「国家利益」从来就是一个抽象乃至玄乎的说法，在更多的时候，它和「当权者的利益」纠葛不清、乃至完全为后者所取代，这一点已经被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具体到当时，西塞罗在政治上总体是站在贵族派、也就是元老院一边的，因此他们口中的利益，恐怕最先是贵族既得利益的安全，然后才是所谓罗马共和政体的安全。撒氏在书中提到，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动荡不安，权贵腐化堕落、人民债务沉重。因此，喀提林虽然手段卑劣，但他取消债务、为民请命的主张却是符合平民派的要求的，也得到了不少元老的同情；即使在阴谋败露后，也有不少人觉得他罪不至死。否则，西塞罗只要简单地将罪犯交付人民处决就行了，何必冒着违法的危险，要求径直将他们立刻处死呢？由此看来，西塞罗急于让喀提林党人伏法，更多是基于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考虑，而「挽救了共和国」则更多只是争取人民支持的话术罢了。这不禁让人想起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其实，历史已经给我们的讨论提供了答案。西塞罗本人，以至罗马共和国后来的命运，都成了「亡国」和「亡天下」这段论述的注脚。经过对喀提林的强硬镇压，罗马免过了一次内战和「易姓改号」，却没能免过国祚日衰的命运。尤为讽刺的是，公敌制度把喀提林的同党送上了绞刑架，也为西塞罗自己套上了绳索——他于前 44 年被列为公敌，在出逃时受刺身亡，头颅和双手被割下；而元老院最高决议在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