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归档: 2016年

译文 | 科技现状:2016 年末

今年是我第三年写关于科技现状的文章了。2014 年,我描述了消费科技的三个历史纪元——个人电脑纪元、浏览器纪元和移动纪元,并描绘了第四个纪元的轮廓,我当时认为会是消息纪元;2015 年,我修改了对第四纪元的阐述,认为它专属于 Facebook(很明显,在中国则专属于微信),并思考了 Slack 能否为企业形成一个类似的平台。

这些纪元中的每一个都为之后的纪元打下了基础:浏览器运行在个人电脑上,它又使得云服务的建立成为可能,而正是云服务使得移动设备如此具有魅力。接着,移动设备无所不在,为社交媒体占据大量注意力创造了条件,尤以 Facebook 为甚。那么,Facebook 又为什么打下了基础呢?

好吧,特朗普算是一个。

从初生牛犊到建制派

自存在以来,硅谷几乎一直是创业公司的同义词,即使在个人电脑崛起、雷德蒙德起家的微软成为科技公司中的建制派1的时期,也不例外。初生牛犊沿着旧金山湾密布,把搅局当作挂在嘴边的宣言。而它们也确实做到了搅局:IT 时代的主题是让既有的公司更有效率,而互联网时代的主题却是动摇这些公司赖以存在的基础。最直白的例子就是媒体:谷歌和 Facebook 没有自己办报纸,而是贬低了报纸、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媒体的地位。在这些公司悉心修剪的花园2里,猫咪的 GIF 动图、宝宝的照片争抢着人们的注意力;跟这些比起来,报纸之类的媒体无非是另一份内容,地位不分伯仲。

这种「私家花园」已有遍布之势——不仅是 Facebook 和谷歌,苹果和亚马逊也有自己的「花园」,微软的也正在搭建之中。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五家公司早已不是初生牛犊,它们的相对市值都能跻身前八(上个季度末已经是前五),这一事实使我们确信硅谷已经足够被称为「建制派」。然而,跟传统意义相比,这种「建制派」本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了。

Facebook、媒体和特朗普

关于 Facebook 和假新闻的争议是最明显的例子:以前,指责偏见是因为它们收钱办事:编辑和记者调整新闻,以符合他们的预设观念;而 Facebook …

在移除 Word 文档样式的同时保留格式

有时,我们需要将他人传过来的多份 Word 文档进行整合。这种情况下,他人文档中预设的样式可能会给排版造成不便。但是,如果一刀切地将其粘贴为纯文本,又会导致文本层级难以辨识。本文介绍一种利用 Office 中的 VBA 脚本,在移除样式的同时保留文本格式的方法。

A. 如果你使用 macOS 和 Office 2016 for Mac 

  1. 正常使用样式功能来编排文档;
  2. 依次点击菜单中的「工具」–「宏」–「Visual Basic 编辑器…」;

  3. 在弹出的窗口右侧粘贴如下脚本:
    Sub DirectFormat()
                Dim para As Paragraph
                Dim fnt As Font
                Dim pfmt As ParagraphFormat
                For Each 

译文 | 暴民是怎样毁掉互联网的

按:本文是《时代》周刊 2016 年 8 月 29 日刊的封面文章,原文标题为《How Trolls Are Ruining the Internet》,深入描绘和分析了美国互联网上的网络暴力(trolling)行为。作者 Joel Stein 对愈发猖獗的网络暴力深感忧虑,认为这种现象污染了互联网,使之变为充满敌意和戾气的泥淖;并提出网络暴力虽然不是肢体暴力,但对被害者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思中文互联网,尽管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语境,但网络暴力的蔓延同样窒息着互联网上信息流通、理性讨论的空间。如何抵制暴力言论、保护受害者、完善法律监管,维持言论自由与个人名誉间的微妙平衡,是文章向所有互联网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提出的问题。

写这篇报道不是个好主意。把它写出来,对社会没有好处,当然对我个人更没有好处。因为网络暴民就是以蚕食注意力为生的。而这篇小文章,这篇不过几千字的报道,就像是给熊留下的一块甜饼。

如今在网上,言行慎微是明智之举,因为互联网的气质已经不复从前了。曾几何时,互联网的面貌是一位理想崇高的极客,思考着如何让资讯自由流通。如今,如果你想提高上传速度,那么网上有详尽的技术信息,很容易就能帮到你;可如果你身陷抑郁、想从网上寻求帮助,网络就很可能把你逼上自杀的绝路。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网络松绑效应」,指出,网络具有匿名、隐蔽、无权威、非实时等特性,这些因素剥离了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形成的习俗规范;而且,这种现象正突破网络的界限,从手机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络暴民(trolls)1很享受网络带来的这种自由。这个词原本指窃贼在网上吸引受害者的钓鱼手段,后来很快变成指躲在暗处、威胁他人的恶人。网络暴民会自我归类,宣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引发「笑果」(lulz)。为了「笑果」,他们或恶搞、或骚扰、或暴力威胁。他们还会发布「人肉」信息(doxxing– publishing),比如社保号码、银行账号;甚至还会玩「狼来了」(swatting)的游戏,打电话报假警,让特警部队冲进受害人的家里。如果受害者无法认同这种笑点,他们就斥之为没有幽默感。网络暴民把社交媒体和评论区变成了青少年电影里混乱肮脏的大更衣室,里面充斥着男性视角的种族言论和女性歧视。

暴民们的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2011 年,他们空降 Facebook 为近期过世的用户创建的纪念网页,拿他们的死开玩笑。2012 年,女权主义者 Anita Sarkeesian 在 Kickstarter 上发起了一项众筹,准备集资制作一系列 YouTube 视频,记录历代视频游戏中的女性歧视。结果,她在安排演讲时收到了炸弹、人肉、强奸威胁,还有人以她为主角做了一个叫做《暴打 Anita Sarkeesian》的游戏。今年六月,在收到一系列反犹信息后,《纽约时报》副主编 Jonathan Weisman …

译文 | 那些遍布互联网的阴招

First published on Ars Technica by Yael Grauer on Jul 28, 2016 12:57 pm UTC.

按:本文是科技网站 Ars Technica 上发表的专题文章,揭露了网络服务商利用用户的疏忽大意,在界面和交互设计上大做文章,设计各种难以察觉的默认选项和条款陷阱,从而诱骗用户注册服务并从中牟利的行为。文章还探讨了见招拆招的应对方式,并指出最有效的防范就是用户自我觉醒、增强判断能力。作为见惯各种国产软件「全家桶」文化的中国用户,读到本文描述的现象时,可能会颠覆对国外互联网环境的一般想象,产生一种奇特的错位感,亦能从本文给出的建议中得到启示。


最精明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仔细瞅了瞅银行结算单或者电视账单,突然瞥见一行不起眼的陌生收费项目。你打印出明细流水,很快找到了答案——不知怎么着,你意外注册了一项服务。当时是一个没有提示、预先勾选的方框也好,一通冗长来电最后、嘴上漫不经心的答应也罢,现在每个月你都要被收一笔钱了。这是当然的,因为促销期已经结束了。就算存在退款的可能,为了这么做,你也得先听上 45 分钟的等待音乐,或者连着一星期怒气冲冲地发邮件投诉才行。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于是,2010 年,伦敦一位叫做 Harry Brignull 的 UX(User eXperience,用户体验)设计师决定把它们记录下来。在 Brignull 的网站 Dark Patterns 上,这种故意混淆和欺骗性用户界面俯拾皆是。这些「阴招」会诱使不够警惕的用户做出各种行为:设定循环付款、购买被偷偷放进购物车的商品,或者因为 Facebook 游戏里默认打勾的框,给所有的好友发去一遍骚扰信息。

这些阴招也不只在网络上出现。上世纪 …

译文 | 我刚删了 iPhone 里一半的应用——你也该删

按:沃特·莫斯伯格(Walt Mossberg)是美国知名的资深科技记者,现在科技媒体 The Verge 担任执行编辑,兼任 Recode 的总编,并在两站上设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每周专栏,内容主要为科技评论和设备评测。本文译自他 2016 年 7 月 20 日发表在该专栏中的文章《I just deleted half my iPhone apps — you should too》。

Pokémon Go 也许算是引发了轰动,可 App Store 的新颖再也回不来了。

过去几天里,我有计划地从 iPhone 里删掉了 165 个应用——这占到我进行「围剿」前全部 305 个应用的 54%。完成这项工作后,手机一团乱麻的局面得到了明显改观:原来主界面的 15 屏现在只剩 8 …

译文 | 「技术故障」

一周前,Diamond Reynolds 的男友 Philando Castile 在一次常规的交通拦截中被警察开枪击中。她很快打开了 Facebook 的直播功能,记录了她对事件经过的描述、也拍下了她与警官发生的冲突。这段视频立刻像野火一般四处传播。

然后视频就消失了。

大约一小时以后,视频又重新出现,这回打上了一个标记「警告——包含可能令人不适的场景」。

人们质疑,视频为什么会失而复现?对此,Facebook 只是简单答道「是因为一个技术故障」,然后就没有进一步评论了。

Facebook 与新闻业之争

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一类文章,哀叹 Facebook 如何毁了新闻业,还散发着一股对旧时代的怀念。那个时候,《纽约时报》能拍板什么新闻值得上报、CBS 播音员 Walter Cronkite 每晚用一句「就是这么回事」为新闻作结。这种文章的观点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新闻业的解体是与新闻商业模式的解体相关的,而(传统)新闻商业模式的存在前提是新闻的稀缺性。拿报纸来说,印刷厂、送报车和稳定的读者群让报纸成了广告生意中想都不用想的目标,那四条竖线隔开的分类广告按字收费,代表着全世界复制文字的最高价格。

与此同时,电视新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履行「公平原则」的义务。根据公平原则,被授权使用公有广播频段的机构应当投入播音时间,播报有关公众利益的事件,并且对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都应予以播报。1987 年,公平原则被废止,因为那时(传统)新闻商业模式的危机已经抬头了。《纽约时报》当年在报道中称:

联邦传播委员会律师 Killory 指出近年来新闻播报渠道大大拓宽,并据此解释为何公平原则「已不再是实现观点多样性的必要条件」。

如今,全美有 1300 多家电视台、一万多家广播站(作为对比,新闻日报只有

译文 | 苹果之野望:统治音乐产业

苹果对音乐的执念仍然不为人所知——大多数人都只把关注点聚集在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间付费流播(music streaming)服务的用户争夺战上。然而,苹果更让人感兴趣的发展方向,在于对音乐市场认知度的抢夺。苹果当前的目标,在于动用自己强大的资金储备,把控音乐行业的话语权,并在这一过程中挤占流播行业的全部生存空间。

根植于苹果 DNA 中的音乐

音乐不仅是 iPod 的创意之源,也是苹果当年初次涉足软硬件业务之外行业的原因所在。数字音乐的分发和销售曾是一片混乱的市场,而苹果却毅然踏入,其原因就是相信自己在软硬件方面的专长能带来优势,而这是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音乐行业的混乱与日俱增,苹果则将其视为一种机遇,可以借此整合、分销,创造卓越的用户体验。但它还缺一个条件,那就是音乐资源。

为了让苹果获得音乐资源,乔布斯联系了贝塔斯曼、百代、索尼、环球、华纳这五大唱片公司,跟他们解释苹果准备如何掌控一套完整的音乐体验:从运营销售歌曲的商店、到出售听歌的设备,整个过程都在苹果的控制之下。乔布斯这么做是为了打动唱片公司,让他们明白,要想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没人能比苹果做得更好。不过,因为 iTunes 商店一开始只能在 Mac 上使用,如果实际结果让唱片公司失望,这个错误决策也将因为 Mac 较低的市场占有率而无法弥补。

结果,乔布斯的自我推销成功了,而全世界很快就接受了一首歌 0.99 美元的苹果模式。iTunes 商店推出的头六天,音乐下载量就达到了一百万。随后几年间,iTunes 商店成了购买音乐的首选之地;更重要的是,iTunes 商店在音乐行业收获了大量的用户认知度——只要谈到音乐,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iTunes 和 iPod。苹果就这么占领了音乐行业。

收购 Beats

iTunes 不可抗拒的统治地位就这么维持了十多年,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这十多年间,音乐产业的版图一直在变,却几乎始终被苹果一手把控。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裂缝也渐渐显现。到了 2014 年早些时候,Spotify 已经招揽了 5500 万用户,Pandora 在华尔街估值一路飙红,YouTube 则成了免费听音乐的首选。尽管 …

论世宗之失——从明代大礼议事件看传位礼制的内在价值

大礼议,是明世宗朱厚熜登基后,与朝臣因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论争。当时,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认为,世宗按兄终弟及继承堂兄武宗的帝位,相当于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因大礼议,是明世宗朱厚熜登基后,与朝臣因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论争。当时,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认为,世宗按兄终弟及继承堂兄武宗的帝位,相当于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因大礼议,是明世宗朱厚熜登基后,与朝臣因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论争。当时,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认为,世宗按兄终弟及继承堂兄武宗的帝位,相当于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因此要认孝宗为父。然而,世宗只愿认孝宗为伯父,坚持尊崇其本生父兴献王,以至于想要将其迎入太庙并追封帝号。这场斗争持续三年,以世宗依靠强权压制大臣,追尊朱祐杬为明睿宗,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为显陵告终。世宗如愿以偿,取得了全面胜利。

大礼议一事,情节曲折起落,涉及问题复杂,历来为学者研究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有相当比例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大礼议的。在它们看来,大礼议是初登帝位、年幼无依的朱厚熜运用皇权手腕,打击旧臣,巩固自身地位的一次成功举动。并且,它们对世宗和以张璁为代表的世宗支持者多持赞赏态度,认为其思想先进,敢于挑战保守集团,荡涤了明朝官场,带来了嘉靖朝崭新的政治气象。本文则认为,大礼议固然有其政治斗争的一面,但其核心仍然是礼法之争、情理之争;世宗及其支持者的思想和行为有创新和挑战惯例的色彩,但也存在很多武断、片面和疏漏的成分。在下文中,我们将在分析世宗之失的基础上,指出传位中的礼法独立于皇位继承本身的内在价值。

(一)世宗尊崇其本生父,不符合祖训及礼法的要求

根据武宗遗诏,之所以选定朱厚熜,其法理依据是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皇明祖训》中关于「兄终弟及」的规定,而朱厚熜「伦序当立」,故由其继承皇位。因此,要检讨朱厚熜在大礼议中所为是否合理合法,就必须首先考察这次继承中,「兄终弟及」的方法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皇明祖训》的规定又究竟如何体现。

皇位继承,首先考虑父死子继。但是,武宗既无子嗣,其平辈兄弟中亦无嫡子可过继。因此,只能考虑兄终弟及。由于武宗没有亲兄弟,必须从其堂兄弟中找出一个过继给孝宗,然后再以武宗亲弟的身份继承帝位。对于这种情况,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由于孝宗是由宪宗之妃纪氏所出,后者并非「嫡母」,可见,如果严格按照祖训,应当首先检索宪宗所立皇后之子的后代。然而,宪宗先后册立的吴皇后和王皇后都未能生下儿子。即便考虑到孝宗登基后追谥生母为皇后,他也没有同母弟,因此,无法从「嫡母」一路中找到合适人选。

既然从文义上参照《皇明祖训》无法得出结果,就只能对其作出变通解释。考察朱元璋立此「嫡母」规定的原意,显然是为了保证在皇统无法父子相传的情况下,选出的继承人的血缘仍尽可能相近,以免将皇位传给位卑者。因此,应将标准稍降一等,改从宪宗贵妃所出中检索。这样一来,兴献王朱祐杬作为贵妃邵氏之子,其子朱厚熜就成了能找到的过继人选中血缘最近的,这也正是遗诏中将他选为皇位继承人的原因。通过这样的变通方法,继承人选的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但这种变通毕竟未被《皇明祖训》允许,继承存在瑕疵。要补正这一瑕疵,保证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就必须让朱厚熜过继为孝宗之子,使其得以以武宗亲弟的身份「兄终弟及」——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多数朝臣也正是如此要求的。

而朱厚熜的做法是怎样的呢?他先是拒绝过继给孝宗、坚持以父子之礼对待其本生父兴献王,然后又为兴献王上了恭穆献皇帝的尊号,使其具有了名义上的皇帝身份,最后更是将其请入世庙。世宗这一系列作为看似只是名号的变化,实则是对既定继承方针的彻底否定和变更:随着兴献王具备皇帝身份,继承顺序就成了孝宗和兴献王之间「兄终弟及」,然后朱厚熜再以兴献王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这不仅将武宗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继承顺序中完全忽视了他的皇帝身份、反而将一天都没有当过皇帝的兴献王作为皇位轮替中的关键环节,更重要的是,这完全违背了朱元璋祖训中先考虑父死子继、后考虑兄终弟及的应有之义,背离了其保证皇位在血缘最近者间传承的初衷。

除了背离《皇明祖训》的规定,世宗的做法还存在礼法上的争议,即「继统」与「继嗣」的关系问题。所谓「继统」,指的是继承皇统,也就是继承帝位;所谓「继嗣」,是宗法上的概念,指的是作为后代延续宗族。对这两者关系的争议焦点,就在于「继统」是否应以「继嗣」为前提。杨廷和作为改尊论的坚定支持者,当然主张统嗣合一,其在上疏中指出,「陛下入继皇考孝宗之统,而以慈寿皇太后为母,则于本生父母,分义不同,名称宜间。」而张璁则以遗诏中的「伦序当立」为依据,认为世宗在继承人选中血缘最近,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当作继位的合法事由,因此世宗之有天下 ,「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而不必再通过继嗣为继位寻找合法性。

对此,后世学者争议不绝;其中,本文较为赞同清初学者毛奇龄的观点。毛氏认为,在这场统嗣之争中,双方观点都存在问题。一方面,张璁之论的目的只是为世宗开脱,将兴献王-世宗这一嗣与武宗之嗣两立,使世宗得以别立帝统。另一方面,杨廷和的统嗣合一论也是错误的,混淆了「庙统」和「世统」的区别。在他看来,庙统是帝王入享太庙的座次,以昭穆为伦序,是一种政治身份,象征着帝系的传递。因此,后代帝王无论辈分,在庙统上的地位都相当于前代帝王之子辈。而世统则是依血缘确定伦序,人人皆有。于是,根据庙统,世宗不仅应当改尊父亲,而且应当改尊武宗而非孝宗。

《公羊传》云,「为人后者为之子」,即是通过继嗣的方式来继统。但是,由此确定的父子关系只是庙次意义上的,和自然意义上的世次关系可以并存不悖。由此观之,世宗拒绝改称兴献王为伯父,是坚持世统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尚不悖礼;但其复尊兴献王为睿宗,便彻底推翻了既定的继承方针,否定了其与武宗在庙统上的昭穆之序,显属不当。

再退一步说,无论统嗣是合是分,世宗一派的做法都不符合礼法要求,这是因为其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相矛盾:在否认杨廷和「为人后者为之子」论调,拒绝以明孝宗为父时,他们坚持的是统嗣分离理论;而当坚持尊崇兴献王为父,甚至将一天皇帝都没有当过的兴献王追尊为睿宗时,他们又使得继承次序变成了孝宗-睿宗-世宗,这就滑向了统嗣合一。因此,统嗣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他们据以和杨廷和派论争的理论武器,其最关心的,终究还是何种叙述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

(二)世宗及其支持者以「缘情制礼」为由违背礼法,于理不通

在反驳杨廷和一派观点的过程中,世宗及张璁一派的主要论点是「缘情制礼」,认为遵守礼的规定应以不违反人情为限,并考虑到情的需要。张璁说,「礼缘人情,固当随时为之损益,不可胶于一说也」,只有坚持「以情定礼」,才能「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并以此批驳杨廷和等人僵于礼教、不近人情的做法。世宗在最终定夺的诏书中也称自己的做法是「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伦,情既允称,而礼亦无悖焉」,试图用全孝道之「情」以补继统之「礼」。对此,笔者认为,杨廷和「纲常典礼之在世,万世不可变」的观点固然有其僵化保守的一面,但世宗和张璁以情抗礼提出的抗辩,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具体有三:

其一,不可以一般百姓的情、礼之分,逆推于天子诸侯,并以此否认皇位继承中的特殊要求。张璁认为,皇帝的孝与庶民的孝并无二致,应当以庶民之孝情体认皇帝之孝情。他说,同时称二人为父,是「闾阎童子」都羞于做的,更不要说皇帝这样的「万乘之尊」了。持同样观点的桂萼也认为,世宗尊崇本来父母的做法是「本诸身,征诸庶民」的。这种观点忽视了皇位继承的特殊性:在古代中国的伦序和礼制中,「亲亲」和「尊尊」是两大基本原则。前者主要强调家庭内部要互相爱护团结,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后者则强调贵族内部、贵族与平民、君与臣等不同等级之间的尊卑和秩序。两大原则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礼法规则。但是,亲亲和尊尊也会在某些场合下存在冲突,这在丧服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一般情况下,确定服制要综合考虑血缘的亲疏和地位的高下,即综合亲亲和尊尊原则,确定丧服的形式和时限。但在丧服涉及到君主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君主既处在与亲族的血缘关系中,适用亲亲的原则;又处在与他们的君臣关系中,受到尊尊的规范。这时,如何调节两大原则同时适用造成的矛盾结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此,《谷梁传·文公二年》中说,「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将等级地位的差别放在血缘关系之上;与此印证,丧服制度的实践中存在「绝服」这一特殊制度,除父母之外,天子诸侯对旁亲,包括兄弟姊妹、世叔父母、昆弟之子等一概不服。可见,礼制在百姓和天子诸侯间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后者,维护宗法关系是最主要的价值。因此,张璁、桂萼等人的类比并不成立。

其二,世宗所采取的做法,并非全其「情」的最佳方法。朱厚熜之所以不顾多数朝臣反对,执意发动礼议,无非想要保全其父子关系,并格外彰显其父兴献王的地位。但是,依世宗的方案,其实未必能使兴献王的礼法上利益最大化。正如当时大臣所议:兴献王在兴国是「始封之君」,属于大宗,依礼当是「百世不迁之祖」,永享尊戴;如果迁入太庙当作帝王供奉,则反而要受到「三昭三穆」的限制,成为「亲尽当毁之祖」,终有一天会因与后世帝王的关系超出限制而被祧出。这样一来,「虽欲尊之,而反卑之」,如何能体现尊崇其地位的本意呢?更重要的是,设若世宗保持其父的藩王地位,则无论进行何种程度的进爵、加封以示表彰,都是顺理成章之举,在实际待遇上也未必次于帝王;而违反朝臣普遍意见,强行将之提升至皇帝地位,即使可依靠自己皇权压制异议,仍未免底气不足,更易遭士人议论,反而使目的不达。果不其然,之后在万历、天启年间,均有朝臣提出提前将睿宗移出太庙,进入祧庙的请求,这正是世宗此举失之根据、受到质疑的体现。至于后来为其父升格陵墓时,连世宗自己都觉得将其迁入北京实在不妥,便只是就地翻建。由此可见,世宗以「情」「孝」为名所做的一系列设计,并没能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其三,「缘情制礼」之「情」不同于私情。若按杨廷和所说,完全由天理主导人情,固然不妥;但世宗所谓「缘情制礼」,其「情」也不过是个人私情,仍当为礼所规范。孔子尝谓「发乎情,止乎礼」,人的情感是丰富、复杂和多变的,而礼的作用,正在于通过将行为和明目具体化,对人情加以规制,防止其过滥或不及。因此,片面地认为遵循「为人子」之礼就是压制人情,并无道理。况且,所谓「王道本乎情」,应当依据的是中节之情,即合乎本性的、真实的情感。段玉裁曾批判世宗说,「既不肯为之子,则当力辞此崇高富贵之统,而专一于生我者;不但篡取崇高富贵以荣我身,又以荣生我者,而摈弃授我以崇高富贵之人与不知谁何之地。」世宗一方面接受武宗之统,一方面又不愿承担相应的礼法义务,可见其情更多地出自为己之利的私心。这时,就应当「克己复礼」,而不应再将情作为抗拒礼的借口,依浮情浅俗而坏礼了。

此外,「缘情制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世宗的借口。后世在评价大礼议的思想背景时,往往认为其体现了正统程朱理学与新兴的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在后者看来,理出于内心,要向内心而非外界探求真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为张璁等人「缘情制礼」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对于大礼议事件,王守仁虽未直接参与,却也在言论中表达了对世宗一派作法的支持。吊诡的是,嘉靖年间,明世宗认王派学说为「伪学」,王守仁死后,还下达了停其世袭、禁其学说的诏书,王氏门徒亦有受牵连者,后来更要求对创制「异说」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可见,对于心学理论,世宗与其说是接受并运用,不如说是当作工具加以利用,其内心认同的仍然是有利于巩固社会秩序的理学。既然如此,他所给出的以情抑理的理由,又如何会是真诚的呢?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大礼议取得胜利后,朱厚熜除了追尊父亲兴献王为睿宗,还「顺便」追尊了朱棣,给了他成祖的头衔。这一举动看似与礼议之事毫无关系,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蕴意:《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即太庙正殿中只能供奉七个皇帝(明朝改为九个),其中除开国皇帝(太祖)牌位不易之外,如果要加进新的牌位,就必须将关系最远的牌位依次「祧」出,留出空位。本来,世宗要将成了名义上「皇帝」的生父牌位放进太庙,就要先将朱棣的牌位祧出;但他通过追尊朱棣为「祖」,使后者具备了近乎于太祖朱元璋的地位,成了「万世不祧」之君了。世宗之所以要如此尊崇成祖,不仅因为他这一脉能当皇帝全靠朱棣,更是因为后者的继位也非出自正常顺序。肯定了他的地位,也就表彰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这固然是一种深谋熟虑,却又如何不是一种藉由肯定前人先例、为自己类似行为背书的心虚之举呢?

(三)存在解决「情」「礼」之争的两全方案

不难看出,世宗一派以情抑理,其逻辑前提在于认为「情」「礼」不可两全:既然两种价值相互冲突,而又不能舍弃尊崇本生父母的「情」之需要,那么放弃通过过继以合法继承这一「礼」的要求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那么,这一前提究竟是否成立呢?后世许多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他们看来,「情」「礼」两全并非不可能。

例如,毛奇龄在前述澄清礼制的基础上,提出可依周制古礼,允许庶族入继者祀所出之父,别立所自出之亲庙。因此,只需「祖孝宗、祢武宗,追尊兴献王为皇考,立庙京师,则公私俱安。」又如,晚清学者曹元弼认为应当同时贯彻「亲亲」和「尊尊」原则, 使「本宗」「所后」两服并列,为大宗服若子,为本宗服降服;而世宗最为关心的兴献王地位问题,亦因服制对父子关系的特殊保护而免于受影响。这样一来,「服诸亲无损于尊所后」「降等、若子两服不相妨」,情与义两方面都得以顾全。这些方案都表明,只要进行一定的变通解释,就可以在亲亲和尊尊之间找到保全「情」的空间,而非张璁等所说「嗣孝宗以自绝其亲」的两难境地。因此,其以情抑理的抗辩的前提也就不复成立了。

上文提出的诸多问题,可能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毕竟,明世宗没有遵守礼制的要求,同样完成了继位;杨廷和等人的据理力争,最终也不过是被强权压制下去。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追究其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呢?这样的观点,本质上是把传位礼制当作皇位继承的工具和手段,认为传位中的各种程序规则都是辅助和依附于传位这一最终目的的。因此,只要传位能够顺利实现,作为工具的礼制就没有单独讨论的必要。

笔者认为不然。皇位更替,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父子相传。如果所有传位都符合这样的模式,传位法确实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然而,世事难测、政治多变,由于各种人为的或非人为的原因,皇位继承中总是会存在各种难以料想的情况,祖孙相传者有之、兄终弟及者有之、废而复立者有之、以臣弑君者亦有之,这都会使得血缘关系偏移断裂,大宗延续受到威胁,传位初衷无以实现。正是在这些时候,传位礼法方会显现出工具性之外的内在价值。

例如,传位礼制具有维持皇位稳定传承的外观,象征皇权合法性的作用。在远古,帝位通过推举和禅让加以变更,其继位的理由在于德行和才干。与此不同,在家天下时代,除开国皇帝因功高至伟,可以天命为改朝换代的理由外,后世帝王登极掌权的合法性,全系于其继承自先代皇帝的血缘和皇统,必须一丝不苟地加以维持和守护。因此,昭穆、绝服等传位中制度设计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天子传承在外观上始终垂直,不因存在旁枝而有所弯曲,终极目的则在于表彰皇权延续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从而服务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又如,传位礼制具有约束行为、阻吓反逆的效果。段玉裁在其《明世宗非礼论》中曾说,「为人后」之礼具有抑制乱臣贼子的效果,因为纵使通过弑君谋权篡位,在「为人后」的制度下,篡位者在礼制上就成为了弑君之子,要为其服丧三年。其结果,君位虽遭篡夺,君统却仍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继续维持,不被更改。

或许正是因为认识到礼制独立于其所规制行为的独特价值,历代士人在对待礼议问题时才格外谨慎。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就指出,「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垫之害。尺寸之礼,可以遏僭乱之源。然则儒者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非迂也,势也。」既然礼制的作用就在于防微杜渐,自然要尺寸不让、据理力争。因此,杨廷和等人的坚持并非全然顽固泥古,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他们对礼制价值的理解和重视。很多研究之所以得出杨廷和保守、张璁进步的结论,只是站在现代观念的基础上,以居高临下的视角评判前人的行为。这样的结论就算没有错误,也必然是偏颇的。事实上,对于这一独立而自洽的体系,只有从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出发,体认礼制设计的深刻用意,才能发现其背后仁义的基本内涵,探寻古代思想自成一体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 张立文.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J]. 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 1999(30-2) .
  2. 张立文. 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04).
  3. 田澍. 张璁与大礼议——大礼议新解[J]. 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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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I’d like to share a special case with you, which is called Privacy v.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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