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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 推荐信:小划艇

Photo illustration by Susan Derges

我最开始学划船,是为了逃离我亲爱的家人。那些夏日的周末,我们家是在一艘快要腐烂的木帆船上度过的。这差不多就是一辆水上漂的房车,我们驾着它沿着缅因州的海岸上下穿行,只是不太方便离船过夜。哪个人要是想要一点空间或者隐私,就会钻进一艘划艇——船尾拖着的小船——然后划到一座没人的小岛上,盯着岩石、放空头脑。大船的前任主人给它起名叫「二次机会」;为了纪念我们偶尔彼此分开、恢复平静的需求,我们给小船起名叫「最后机会」。

小划艇尽管用途在于救援、往往依附于大型船只,却是一群小暴君。它们要求乘客举止谦逊,还要对浮力和物理学有基本的掌握。划艇是窄小、轻盈、喜怒无常的,所以要是笨拙、莽撞、或者自大的人坐了上去,就会摇摇晃晃。这种人会遭到惩罚,而且罚得很重,特别是在缅因这种六月份海水均温十二三度的地方。我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坐进「最后机会」,把重心维持在中央。我蹲伏着,仿佛是在躲避炮击,因为海雾中的礁岩恍若战舰。无论多晕、多累、多烦、多怕,我都会遵守小划艇最严格、最牢固的原则:永远别站着。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知道自己在小划艇上必须保持谦卑、冷静和平衡,尤其是在海浪咆哮、假想中的敌人人多势众的时候。否则,我就可能会翻船、落水、或者淹死。

学习小划艇必须允许自己违背逻辑。你得首先接受一个看似不合效率的事实:要让小船向前走,你得背着坐、面向船尾,因而始终看不到自己在驶向何方。在我一人划船、没有乘客帮我维持航向的时候,我学会了让船头指向目的地,然后找一个身后的目标物(严格来说是面对着我的目标物,因为我是背着坐的)——一棵树、一个浮标或者一块岩石——保持船尾中央和它对齐。

简而言之,我的过去——哪怕是我努力想忘掉的过去,就像我想忘掉那座远看很美、一上岸就淤泥及膝的小岛一样——能帮助我驶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一旦学会了划船,它就可以发挥治愈的作用。我过得最顺利的,是在那些形成了稳定的自我节律的时候。因为如果失去了节律和与自我的接触,忘记了把那棵「树」维持在中央,我就会犯错。错误很多时候是无从察觉的;我只是慢慢、慢慢地偏离了航道,直到突然之间就(看起来是)莫名其妙地到了一个和目的地南辕北辙的地方。

但要怎么逃离这样的命运呢?方法就是不要把「逃离」当作首要目标。成年以后,我渐渐理解了划船跟投飞镖不是一回事,它的目标从不只是击中靶心。相反,划船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定期发现和评估自己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很多是经年累月不经思索的行为导致的。如今,如果去划船时难以找到节奏,我会尽量不沮丧于自己的下意识选择,不沮丧于这些选择导致的、看似不可弥补的歪斜。相反,我乐于将自己新形成的认识应用到情感生活、职业生活,或者实际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如果你从来没有划过船,一开始学起来可能有点困难,特别是因为会划船的人让人觉得划船很容易。如果你拉船桨力度不均、角度不低,就可能让它们从桨架里崩出来。而如果一只桨戳得太深,它就可能卡在水里,让水涌进船的一边。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划船很难精通,那是因为没有接受自己内在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你必须学会不停矫正它,正如观星导航的水手在描绘航线时知道要不停矫正一样。因为北极和北极星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回事。

如果你想让划船的挑战不那么孤独,就把你遭遇情感困境的朋友带到船上,绕着一座小岛划行。最有助于解决困境的方式,莫过于相向并坐在小船上,让水把你们和这世界、和世上大大小小的苦恼隔绝。或者,你也可以试着独自度过这段时光,把自己当作那位有困难的朋友。起风之前的早晨是最合适的,因为那时水平如镜,能助人反省。你可以一边望着自己的过去向后退去,依靠它的逐渐消失来定向,一边自问任何困难的问题。你看不到前方有什么等着自己。可是,在岩石和树的帮助下,你还是能找到目标。你可以让自己释然:这并不是我找对方向的最后机会。


关于作者:Heidi Julavits 是一位作家,最近的作品是《折叠的钟》(The Folded Clock)。她上一篇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是去大盐湖螺旋堤(“Spiral Jetty”)的游记。

本文原文发表在 2019 年 7 月 7 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原题为《小划艇》(Dinghy Rowing)。…

译文 | 推荐信:程序排错

按:《推荐信》(Letter of Recommendations)是《纽约时报杂志》的固定专栏之一,每周选取一件事物或一项活动进行「推荐」,栏目副题是「颂扬被忽视或低估的物件和体验」(celebrations of objects and experiences that have been overlooked or underappreciated)。除了本周的「程序排错」,近期获得推荐的对象还包括「洗碗」「迷信」「偷听」「陪审」「开渠」等。


我在软件行业工作,这意味着我活在一个由计算机代码统治的世界里。这些代码很多是私有、保密的。你看得到它的运行成果,却看不到它的运作方式,除非你在开发这个软件的公司上班。

然而,有些代码的工作方式是看得见的。如今世上很多东西的运行依赖于「开源」代码,开源的意思是根据代码许可条款,它是免费且可以重复使用的。Firefox 浏览器,以及 Chrome 和 Safari 浏览器的主要组件都是开源的;一些操作系统整个都是开源的,macOS 的核心部件亦然;还有服务器软件,它们支撑着我们的数字云端,为手机提供数据,将我们包裹在或好或糟的环境中——这些软件大多数也是开源的。如果你是在网上读这篇文章,那你几乎肯定就正在使用开源代码。

开源殿堂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你可以通过 GitHub 这类网站(建立在称为 Git 的版本控制软件基础上;Git …

译文 | Marzipan 带来的期待

译者按:本文原题为《What to Expect From Marzipan》,是国外知名设计团队 Iconfactory 的博客文章。文章讨论了苹果预计将在今年 WWDC 上正式发布、用于将 iOS 应用迁移到 macOS 上的 Marzipan 框架,及其对开发者和设计师两个群体的潜在影响。文章指出,尽管 Marzipan 让从 iOS 到 macOS 的过渡看起来只是点开一个开关的功夫,但实际工作远没有那么简单。相反,优秀的应用必须针对 Mac 平台的键鼠操作、屏幕尺寸和多窗口等特性作出功能和设计上的适配,并考虑到更专业用户群体的需求。文章反复提及了苹果系统历史上的数次类似变迁,并对 Marzipan 在短期问题后的最终成功表达了乐观态度。文章最后以一段巧妙而应景的植入式广告结尾。

钟颖对译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专业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今年的 WWDC 很显然会是不同寻常的一届。我们此前在本站写过关于黑暗模式的思考,现在该来谈谈即将走进 Mac 的 iOS 应用了。

我指的当然就是 …

译文 | 对抗互联网的欧盟

译者按:本文以欧洲近期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链接税」立法动态为切入点,分析了为何传统思维指导下的互联网规制措施往往是无效的,甚至适得其反。作者认为,严厉的规制措施会给互联网行业造成高额成本,只有大型企业能够负担,因此反而会强化后者的垄断地位。接着,作者分析了新闻出版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信息富余导致的买方市场,指出有效规制也应当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从利用需求侧入手。作者认为,通过要求互联网公司提高透明度,能够提高用户的权利意识、促进其积极行动,由此造成的公关压力将有效迫使互联网公司做出改变。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整个互联网行业都舒了一口气:欧洲议会投票否决了一则新的《版权指令》(Copyright Directive)。该指令要求互联网网站主动过滤[用户]上传内容中侵犯版权的内容(所谓的「表情包禁令(meme ban)」);且在链接到其他网站、并引用其任何文本前,必须先获得许可(「链接税(link tax)」)。

可惜,这是一次短命的胜利。根据 EUbusiness 的报道:

根据欧洲议会周三批准的《版权指令》草案修正案,包括 Google 和 Facebook 在内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可能被要求监视、过滤和封锁互联网上传内容。议员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之前被他们否决、后经修正的欧委会《欧盟版权指令》。这增加了对小企业和言论自由的保障…… 欧委会此前已筹备让网络平台和新闻聚合[服务]承担侵犯版权的责任;欧洲议会的立场强化了该计划。《指令》将同样适用于新闻片段(snippets),即只显示来自新闻机构全文的一小部分。实践中,[侵权责任]要求责任人向权利人支付其传播的版权内容费用。 同时,为鼓励创业和创新,《指令》文本免除了小微企业的责任。

我选择引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源是有原因的:万一本站有超过 50 名员工,或者收入超过 1 千万欧元,根据本次立法,我就可能要为了这次摘录向 EUbusiness 支付补偿金。幸运的是(好吧,应该说不幸的是),我离这个「万一」还差得远;感谢欧洲议会,给了我一次创业和创新的机会。

有了这则例外条款,再加上删去了对内容过滤的明文要求(虽然在实践中仍会是必须的),已经足够让《版权指令》获得通过了。这并不意味着它成为了法律:《指令》的最终文本还有待欧洲议会、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各国政府)协商,然后通过欧洲各国的国内法得到实施(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指令)。

尽管如此,要证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还没搞清互联网的本质,此事绝非孤例:上一个例子是今年早些时候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法规》(GDPR)。正如《版权指令》一样,GDPR 瞄准的也是 Google 和 Facebook。但正如那些彻底搞错了对手的斗争一样,GDPR 的净效应实际上是加固了这些公司的护城河。毕竟,谁能比那些最大的公司更会驾驭复杂的法规,又有谁比那些收集数据最多的公司更不需要从别处找数据呢?

事实上,通过探究欧洲的《版权指令》新规错在何处——不仅仅从政策的角度,同时也从它试图保护行业的角度——将能为我们提示一种新的规制方式,那就是利用互联网释放的关键力量,而不是和它作对。

《指令》第 13 条与版权

原谅我引用这些法律黑话(真的是黑话),但请读一下《版权指令》中与互联网平台版权责任有关的部分(指令原文见此

译文 | ‘The Developer Migration’

WWDC 每年开场视频的固定主题都是向开发者致敬。相比于几次往年视频以开发者的作品——应用——为主角,今年的视频直接聚焦于这个群体本身,用比喻的手法将全球开发者前来参会的情景描绘为一个「物种」大迁徙的过程,以生物观察的视角和纪录片式的口吻勾勒了 WWDC 会场中的片段。

我个人对这个视频持保留态度。诚然,视频的拍摄手法非常新颖、制作质量一贯地突出;但这个「物种」的比喻未免有些牵强,其中强调的某些特质更像是对开发者的刻板印象——我虽然不是开发者,但也不免怀疑有几位开发者会认同「昼伏夜出」的生活状态是本性使然、而非工作压力所致。另外,旁白虽然文采颇佳,但似乎有些过度渲染,听起来有种「尬聊」的感觉。

尽管如此,这个开场视频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多看几遍的有趣作品。这里试着将旁白译出,并对涉及的一些梗加以注释。

Northern California’s Bay Area. Here is the stage for a truly remarkable natural occurrence. 北加州的湾区,一场非凡自然景象上演的舞台。

Every year, a great migration is made b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mysterious species. 每年一度,世界上最神秘的物种之一,都在此进行一场宏大的迁徙。

To reach this …

译文 | 会写代码的法官

按:Waymo 和 Uber 的知识产权纠纷还在发酵,引发行业持续关注。但或许少有人知的是,审理该案的法官本人也是一位「技术宅」,写了几十年的程序,其对技术细节的熟悉程度甚至让很多科技公司的律师汗颜。在法律与科技越发紧密结合的今天,这位「极客法官」的经历不仅极富趣味,更是对两个行业从业者的一种鞭策:闭门专攻一门学科已经不够,唯有两者兼修,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上立足。

This story was first published on The Verge, written by Sarah Jeong.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加州北区的 William H. Alsup 法官主持的一次庭审中,甲骨文和谷歌的律师围绕着九行代码争论不休。甲骨文诉谷歌案(Oracle v. Google),一场关于谷歌是否抄袭了甲骨文的代码来开发 Android 系统的争议,正要结束第一次陪审团审理。

争议焦点集中在一个名为 rangeCheck 的函数上。在甲骨文测试的共计 1500 万行代码中,只有这一部分是「逐字逐句」抄袭的,每个字符都分毫不差。越是尽可能鼓吹 …

译文 | 英航诉欧共体委员会判决书

2 份文件中的第 1 份

英国航空公众有限公司诉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案例 C–95/04)

欧洲共同体法院

欧洲共同体法院判决书

[2007] All ER (D) 272 (Mar),(判决已被批准)

庭审日期:2007 年 3 月 15 日

2007 年 3 月 15 日

关键词:

欧共体—竞争法判决—滥用支配地位—航空公司向旅行社提供预定其航班的金钱激励—一审法院裁决奖励方案产生导致排他性结果的忠诚关系—与法院是否采用正确调查方法无关—《欧共体条约》第 82 条。

题注:

本案例摘要由 LexisNexis(英国)编辑总结。

原告是联合王国(英国)最大的航空公司。该公司与在英国营业、并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认证的旅行社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不仅包括代售原告航班机票的基本佣金,还包括三种独立的金钱激励机制,即“销售协议”“全球销售协议”和“绩效奖励方案”。原告的竞争对手之一,维珍航空有限公司(V Ltd)就这些金钱激励[机制]2向欧共体委员会提起诉讼。委员会决议,原告达成营销协议和绩效回馈方案(即奖金方案)的行为构成对其在英国航空旅行服务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委员会认为,这种奖励旅行社忠诚交易关系、对不同旅行社实行差别待遇的滥用行为,其目的和后果都是将原告的竞争对手排除出英国航空运输市场。原告向欧共体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宣告委员会的裁决无效。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称,该公司各行为中的奖金方案具有建立忠诚关系的效果,可导致将原告竞争对手排除出英国市场,故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 82 …

苹果式资本主义与谷歌式资本主义

按:作为当今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谷歌的差异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现有的比较多着眼于其产品、文化等外在特征;而本文中,哈佛大学商学院、法学院教授 Mihir A. Desai 另辟蹊径,从两家公司对待投资者的不同方式入手,运用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框架,深入分析了其背后不同的理论基础,指出苹果与谷歌的差异实质上代表了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模式的差异。文末,作者还结合美国税制面临重大变化的现实背景,分析了两种模式的选择将带来的巨大影响。

尽管如今人们把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辨识下一个伟大的创业企业上,过去十年中,科技行业的标志性事件还是苹果和谷歌的崛起。从创造的财富看,这两家公司无人能及。八年前,它俩甚至没有一家能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中跻身前十,市值加起来还不到 3000 亿美元。而今,苹果和 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已经成为两大最值钱的公司,市值合计超过 1.3 万亿美元。从智能手机,到家庭音频设备,再到预测中的汽车,两家巨型企业越来越多地在各个市场中发生冲突。

但苹果和谷歌之间最大的冲突却鲜为人知。在对待股东和面对未来的方式上,这两家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一个尽力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另一个将权力维持在创始人和管理层手中。这两种矛盾的路径关系到的远不只是世界上两家最重要的公司,它们象征着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模式。而获胜的那种模式,将会塑造经济的未来。

2012 年春天,一位备受尊崇的股权研究分析师 Toni Sacconaghi 发布了一份深入分析苹果重大动向的报告。此前,他已反复与其他分析师一起推动苹果 CEO 蒂姆·库克考虑将部分现金储备返还给股东,这些现金储备在 2011 年底将达到 1000 亿美元。但库克和前任 CEO 史蒂夫·乔布斯一直反对类似的呼吁。用乔布斯的话来说,这样公司就能「有备无患」,并利用「更多未来的战略机遇」。

但苹果还有一个不能轻易返还现金的理由:由于苹果公司 1980 年偶然地在爱尔兰创立了苹果国际运营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其大部分现金都位于爱尔兰。从那以后,苹果在美国以外收入的大部分都进入该国,动用这部分现金意味着一旦它们回流到美国境内,就将引来高额税收。于是,Sacconaghi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苹果可以在美国借 1000 亿美元,然后以股息和股权回购的形式将其支付给股东。这一提议的独特性吸引了金融家的注意,达到了 Sacconaghi …

译文 | 「想哭」(WANNACRY)的商业模式

Translated from WannaCry About Business Models, by Ben Thompson, first published on Stratechery on May 15, 2017.

译者按:WannaCry 病毒爆发后,舆论一方面惊叹其波及范围之广、危害之大,一方面也对谁来承担责任产生了分歧:责备微软修补不力者有之,慨叹用户惰于更新者有之,怪罪美国政府泄漏漏洞者亦有之。本文作者则另辟蹊径,在一一分析上述因素并非本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软件行业根深蒂固的「付费在先」模式才是幕后的罪魁祸首——它不仅使用户误以为安全保障是软件价格中的应有之义,也让厂商缺乏长期维护的经济动机,这才让一些长年潜伏的漏洞迟迟得不到修补,最终导致安全危机集中爆发。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将软件服务化(SaaS)才能给各方提供最大的正向激励,既确保厂商的持续经济来源,又保障用户时刻保持更新,因此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抛开文中的个别预测是否在近期具有可操作性,本文这种追根溯源的思路的确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预测,大约有 200000 名用户和管理员的电脑被「WannaCry」病毒感染——随着病毒新变种的出现,这个数字估计还会上升(原始版本被一名安全研究人员无意中拦截了)。对他们来说,本文标题所隐含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1]

WannaCry 是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恶意程序:它加密电脑上的文件,然后要求付费解密。勒索软件并不是什么新事物;WannaCry 之所以如此具有破坏性,是因为它以计算机蠕虫病毒为基础。所谓蠕虫病毒,是一种能将在同一个网络中不断自我复制的恶意软件(当然,这里所谓的网络可以包括整个互联网)。

蠕虫病毒从来都是恶意软件中最具破坏力的那一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即便不熟悉技术的读者也可能听过 Conficker(2008 年爆发,预计造成损失 90 亿美元)、爱虫(ILOVEYOU,2000 年爆发,预计造成损失 150 亿美元)、MyDoom(2004 年爆发,预计造成损失 380 …

译文 | 透视科技界对永生的执念

图:Harry Campbell

译者按:健康与科技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用编程思维研发的代餐,到指导生活饮食方式的 DNA 检测,再到保存人体的冷冻库——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产品令人眼花缭乱,其形式越发新奇、承诺越发大胆。这在给我们带来对未来美好预期的同时,也不禁令人心生疑虑:科技改造人类的边界在哪里?这种追求会不会走向理性、科学和道德的反面?本文中,作者以对《成为机器》To Be a Machine)一书的评述为载体,追溯了这股硅谷风潮的文化根源,探访了一些「科技延长生命」理念的忠实信众,剖析了其重视未来却忽视当下的内在矛盾,最终指出发展技术不应走向极端,科技和人性不应相互对立。无论作者的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在滚滚前进的技术浪潮中,放慢步伐做一些思考总会是有益的。

1994 年十月,《连线》杂志刊载了一篇加州亚文化专题报道,并起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标题:《遇见负熵主义者》(MEET THE EXTROPIANS)。文章热情洋溢地写道,负熵主义(Extropianism)是一门关于超越的哲学。只要有了技术和正确的态度——激进的个体主义、冷静的理性主义、和其他一些模糊的自由主义倾向——这场运动的信众就能「超越人类」。他们将会成为「超人类」(transhuman),拥有「急剧增长的智力、记忆力和体能」,甚至或许能成为人类(post human)。他们想象出这样一种未来:人脑将会被下载、保存,以遗后世;而人体,也将通过冷冻术的方式被保存下来。

这些怀着超自然理想的专业人士用「负熵」(extropy)一词来表示「熵」(entropy)的对立面。所谓「熵」,就是一切事物走向最终消亡的过程,他们设想出一种生活方式来与之对抗。负熵主义者发明了一种浮夸的握手方式来相互问候,并自称为 VEP,也就是「超级负熵人(Very Extropian Person)」。《负熵》杂志(Extropy)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阐述了他们对「存在」的看法。「你喜欢什么样,就可以是什么样,」《负熵》设想道,「你可以变大、可以变小;可以轻比空气、展翅飞翔;可以瞬间移动、走壁攀墙。」2006 年成立的负熵学会(Extropy Institute)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持续进步的象征」。

早期的负熵主义看起来并无新意,无非是一群反文化主义科技爱好者的集会。但他们却催生了科技行业一个领域的舞台,这个领域近来获得了来自慈善、风投等领域的巨额投资。长生不老、人工智能、机器人学和其他后人类式的目标仍然是科技乌托邦讨论的重大事项,但它们从未如此成为显学。风投资本家 Peter Thiel 正试图探索用输血来延缓衰老的方法。(「Peter Thiel 非常、非常热衷于年轻血液,